Sorbonne（索邦大学）

巴黎四大又称索邦大学（LA SORBONNE），她的历史是同法兰西的历史分不开的。起初她是神学士的堡垒、王权的象征，随后是世俗共和国的标志，而且她始终体现法兰西文化的声誉。

二十世纪初，巴黎大学图书馆馆长让·博纳罗就说过：“索邦大学有着丰富的过去历史，并且不停地壮大发展，而且使她自己的历史更加美丽和提高。她的名字，对于任何一个会读书的人，都是光辉的同义语。”

她的名声是无与伦比的，但也是无法预料的。事实上什么也不能预见到，这座由圣路易国王的祈祷堂神父罗贝尔·德·索邦在1257年建立的学院，有一天会变成大作家龚古尔兄弟所称的“文学的梵蒂冈”，（起初既没有课堂，也没有大的阶梯教室，这里只是一些简易楼房的集合体，毫不舒适，只是用来给十五个左右身无分文的神学学生住宿的。在巴黎还有一些这种类型的别的学校，一点也不比它更好：其中之一甚至名叫做“肮脏的地方”。如果说，这些学院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寄宿学校的话，这只不是因为在十三世纪，它们还不是教育场所。其实，那时任何一个学院——无论是艺术学院、法学院，还是神学院——都没有一个指定的地点来召集其大学生。教授为了传授他们的知识，只能被迫在拉丁区按课时租赁一些课堂。

然而，很快地这个索邦学院就成了他们的集合点。破天荒头一遭，一个学院集中在一起上课。教学工作也头一遭停止到处流动进行。有什么样的地位，就受到什么样的尊敬。神学这时也被像其他各种学科一样被尊为高尚的“科学”。人们只有在学习了艺术之后才可以去上神学，而且其“科程”是如此之长，很少有人能够在四十岁以前成为神学博士。但是，在征途终点，会获得多么好的职业啊！神学家们从十四世纪起，在法国拥有极其大的影响，他们参加到政治生活中去，有时还成为教皇或者国王的枢密顾问。

神学在很大程度上亏了索邦大学，很长时期内始终是一门主要学科。但是，成也肖何，败也肖何，引起成功的东西也造成失败。在十六世纪，割嘴街（就是后来的索邦街）学院退居到它所鼓吹的学说上去，在其立场上僵硬不动，其立场毫不变化，所以它再也不能统治知识界了。后来创立了法兰西书院（COLLEGE DE FRANCE），以及耶稣会士的学校（就在现在路易大帝中学的地址上），它们向巴黎吹起了一股开放精神，而这种精神索邦学院已经没有了。而且，“主要科学”神学并未完结，其背景都感觉到了：那些迄今为止用来维持破旧建筑的捐赠都严重地减少了，其设施让人刚刚可以看出来。

该校的拯救者是后来的宰相、红衣主教黎世留，他在1607年时在这里作了神学论文答辩（他一口气进行了十二个小时，既不吃，也不喝，这是那时的习俗）。在 1622年他被任命为红衣主教，他便知识他将要把索邦学院当成其知识威望和宗教权力的证明。1626年，当校长、红衣主教莱茨去世时，黎世留取而代之，并且在其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中，任命（卢森堡宫的建筑师）勒麦尔西埃负责重建索邦学院。

改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，其整体很快就被看成是巴黎城里最美的装饰品，它表现出有两个象征，对它的慈善家红衣主教黎世留非常重要：一个是那座争论大厅，专门用来作论文答辩的场所——这是知识象征，另一个是祈祷堂——这是宗教象征。后来祈祷堂成了黎世留的陵墓。这样，黎世留红衣主教决定之后，便选择了雕塑家吉罗东来营造他未来的坟墓。他后来在这坟墓中安卧到 1793年大革命时，革命的制裁在全法国汹涌澎湃，亵渎了坟墓，砸烂了一切装饰，把这著名的图书馆里的书籍都散失怠尽。事实上，这是象征性的，君主体制由此受到了羞辱……

索邦大学因而在身后有一个言简意骸的、闪闪发光的过去：在路易十四治下，她反对王权，支持冉森教派。国王好不容易强迫她屈服。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，她经历过各种温和的、吉利的和严酷的时期轮流交替，都是颇为令人激动的。例如温和的变化是根据拿破仑一世的旨意，就给予艺术家们及其家庭以美术年金。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，当儒尔·费里和渥克塔夫·格雷阿尔当权时，他们取消了神学教学，给索邦大学以世俗共和国的象征。但是，粗暴的事仍时有发生，例如1968年大学生们就把这里变成了他们造返的熔炉。这所大学进行政治的、宗教的、哲学的和人文的各种战斗。证明了在这所大学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围墙里面，灵魂始终在与知识进行争夺。

在巴黎大学作证文的仪轨，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达到了最高峰。进行论文答辩是上流社会的一件重要事情，可以邀请宫廷和教会最高层人物来出席。至于论文本身，可以用献给国王和高级教士一页公告的形式来提出讨论的主题。随着时日的发展文件资料越来越尖端化。论文上也可由大艺术家加以插图，饰以叶饰或饰以纹章，用羊皮纸，甚至用缎子做成，赠送给亲朋好友作为纪念品。某些论文样本甚至成了收藏的无价之宝。

转自法国时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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